201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对《行政诉讼法》第13条第(3)项规定作出解释：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
(二)硬法规制失灵之剖析 传统观点认为，法即为硬法，是指那些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事实上，有些企业惩戒的强度并不亚于传统的行政制裁，例如，对于专职网约车司机来讲，平台的禁号惩戒已经限制了其劳动就业权。
(3)公民参与网络活动的理性不足。(二)弥补软法治理正当性之不足 1.明晰软法制定的公共目的。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界定不清，导致对搜索引擎是否属于服务提供者一直存在争议。以微博、微信、人人网、知乎等网络平台为代表的公共媒介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纸质传媒，成为公众舆论的主要阵地，人人都有移动扬声器意味着表达利益诉求渠道的变革。其三，向私人领域的扩张。
但本质上，这些企业仍属于具有营利性质的组织。[9]每一次技术革新都能推动互联网公共领域的扩张，面对互联网技术的革新，立法总是慢半拍，法无禁止即自由往往成为技术平台大胆突破底线的免责金牌。（图略） 图1:放管服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放管服改革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路(见图1)，在三个回归上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相应经验，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以清单建设明确政府职责边界。
[39][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20]调研组：《深圳市调研材料(2016.8.1—8.3)》。这些试验区的建设，为我国深化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还存在问题。没有什么概念比这一概念更加深入地根植于社会生活的事实。
[7][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153页。放管服改革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诸多层面，在我国改革大局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位点，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为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使政府瘦身健体，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党和政府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战略目标出发，打消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必要担心，通过健全法律制度、[45]重点培育、[46]完善监管等措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公益慈善等领域的积极作用，承接政府相应职能，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司其职、相融共生的良好局面。这就造成政府肩负无限责任，政府职能、机构与人员不断膨胀乃至臃肿不堪。诚信也是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石。其次，简政注重的是权力下放，使权力更接近市场与社会，但对保留下来的各种审批项目的要件、材料、程序、环节等的删减重视不够，使得很多审批项目在这些方面依旧繁杂，审批时间还是比较长，有的审批只是由万里长征变成了千里长征。
商事制度改革涵括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和市场监管转型两大方面。[17]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既是现代政府的天职，同时也是其存在之合理性的根基。正如戈登?怀特所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与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在自身能力上，专业人才缺乏，应对市场化、社会化管理服务的能力不足。
[18]放管服改革中，各地强化审批与服务事项的集中办理，提供便捷服务，降低企业和民众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推进和深化改革，需要强力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
本文试图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4]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总结此项改革的一般性经验，梳理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探讨深化改革的路径与着力点。实务中，因为将权力下放也理解为放权，在部门利益等因素的作用下，一些政府部门热衷于在系统内下放权力而不是向市场、社会放权，偏离改革的初衷与目标。
在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下，基于理性经济人的本能，极易以权谋私。理念是行动思路、方向和着力点的集中体现，理念的偏颇会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效。[36]辜胜阻：《破除改革的碎片化、应急化、部门化》，载2012年2月27日《北京日报》第18版。[29]因此，简政放权中，一部分权力是直接归还于市场主体与民众，回归于私权，一部分权力则需要移交给社会组织，转化为社会自治权，用以服务于市场与社会。[46]在当前条件下，可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5]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前线》2014年第1期。
[43]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换言之，下一步放管服改革不应纠缠于现象层面的问题而忽视其背后的本质性、根本性问题，以至于出现所谓转圈现象，[38]而应从顶层设计上防止改革的碎片化，加强改革自身各部分间以及与其他关联领域改革间的统筹、协调，同时要致力于从一些关键环节着手化解钳制、羁绊改革全面深入推进的一些带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层次问题。
[51][美]托马斯?潘恩：《常识》，马万利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49]王俊秀、杨宜英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一是综合性不够，都只是着眼于某个领域的改革，比方说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仍带有一定的经济特区性质，重庆市与成都市重在城乡统筹，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则侧重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26]唐亚林：《以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破解部门利益梗阻》，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40]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从而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现代政治学理论一般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形态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应处于基本均势的地位，而社会组织则是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自组织力量，其发育程度是社会成熟度的重要指标。诚信为立人之本，故管子曰：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9]义乌市制定了财政专项资金清单。
[1]自19世纪60年代自强运动肇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倾力奋斗的目标。[32]这就导致要么社会组织缺乏承接能力，有些政府权力转不出去，要么转出后承接的社会组织有些甚至变成了二政府，管理、服务效果还不如原政府部门。
[10]调研组：《义乌市调研材料(2016.7.25—7.27)》。诚如有论者所言：改革越向深层推进，各方面、各领域的联动性就越强，而各方面改革能否协同配套推进，不仅制约着改革的进程，而且决定着改革的成效。
综合改革意味着风险和成本，为将试错风险与成本降至最低，可行的方式就是开辟试验区，先行先试。在类型上，行业协会、商会偏多，公益性、慈善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偏少，结构不平衡。
[17][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页。[20]佛山南海区初步形成了网上办事大厅办事为主、自助终端办事为辅、实体大厅办事为补的服务格局。在内部治理上，机构与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不规范。一个没有信誉机制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47]同理，一个没有信誉机制的社会也不可能有成熟的公民社会。
从法理而言，政府不是一桩交易，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为了自己的报酬都有权设立和运作的。【期刊名称】《行政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 。
(二)外部环境的挑战 一是法律法规的立改废不及时。改革的这些举措旨在转变政府本位主义、家长主义下以秩序为先的行政管理理念，改变对商事主体自由缺乏尊重的行政审批运作模式，[15]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现前端放活。
在此基础上，运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信用监管机制与手段监管市场、治理社会，让失信就将在市场、社会中寸步难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使守信遵法勃兴为全社会的蔚然之风。为深化改革，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强化改革内外部的统筹、协调，并从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创建新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方面着力化解一些带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层次问题。
